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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

2018-10-11 09:4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成立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起来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触动很大。中国经济时报邀请曾参与国家智库建立的学者,讲述当年的故事,并继往开来,建言献策,智库如何放眼世界,跟上国际前进的脚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成立了,李泊溪是最早一批到中心工作的专家,中心后来搬至中南海办公,国务院领导经常要求中心负责人见面并提出任务,与政府各部委也有专题组专门讨论重大决策,很好地发挥了中心的咨询参谋作用。

  “国家智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虽然智库现在已经很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成立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国家决策成立智库是改革开放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先河。中心这个智库是和改革开放共同成长起来的,是跟改革开放一起度过的,让人感触深刻。”李泊溪回想起过去的岁月,仍然历历在目,思绪万千。

      谋与断分开,建立适应改革开放的决策咨询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为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决定实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近40年来,由三大中心合并而成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立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决策咨询体系。中心从建立之初立意很高,形成我国智库体系的开端。

  从1980年开始酝酿成立,不知不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走过了38年的珍贵岁月。当年根据中央要求,由薛暮桥和马洪两位经济学者负责协商报告内容,报请国务院领导先后成立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因为那时候,国民经济需要调整,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党和政府开始重视政策咨询研究工作。

  李泊溪是1981年从科技工程部门调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回想成立之初,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当时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智库发展跟改革开放一样遇到艰难险阻。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一些事务的决策过程有固定程序,已经僵化了,对改革开放遇到的新课题难以应对。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党中央、国务院为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决定实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同时要适应当时世界的先进做法,谋与断分开,谋划和决策这两件事又要结合,所以,就成立了研究中心。”

  李泊溪参与了成立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文件的起草工作。她表示,当时定位中心作为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咨询机构,是建立国家级智库的一个重大决策,所以成立时就是定位高、立意高的机构,形成了我国智库体系的基础。“当时国家很多大事,大到改革开放发展部署,小到具体的项目,都交给中心来组织论证,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她回忆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重大事项,也会让智库准备意见和方案。各部委准备上国务院会议的资料,会主动到中心交换意见。中心的负责人马洪同志,还兼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并是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成员。国务院要求中心直接介入国务院重大议题的讨论决策,并在会前提出独立意见。“作为高层次的国家智库,那时候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很忙,一周都在工作,晚上也几乎不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拼搏,大家对中心的工作逐渐认可,威信也慢慢树立起来。”

  “中心协助各部委建立了咨询研究机构,并在中心成立与各部委业务衔接的专题组,当时由各部委200名专家和中心专家共同组成20多个专题组,以提高为国务院做咨询工作的水平,涉及到哪方面就把专题组成员请来研商,专题组里包括各部的副部长等,最后汇总意见报给国务院。”李泊溪说,专题组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相关专题的中国发展策略。后来各省区也建立了中心,建立的时候,马洪就定位各省的中心、各部的中心跟我们的关系是兄弟单位,不是上下级关系。国家智库与各部委建立了一个体系,可以让决策更科学、更加完善。

  “事实证明,党中央当时成立中心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心不仅建立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决策咨询体系,并且在国家工作中发挥了决策咨询作用。”李泊溪对记者说。

  十三大提出经济建设分三步走战略。“中心的工作要贯彻长期的战略部署,对每一步具体怎么走都进行论证,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作出科学论证。比如达到目标的时候贫困消除到什么程度等。这些都反映在为国务院的各项决策的咨询报告中。”她说,十四大提出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发展的设计、改革要求设计,智库都提出了方案。十五大将第三步的目标具体化,提出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她看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强和民富的关系、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智库研究重要的议题。每个五年计划都会有这方面的内容。“马洪是最早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关键时刻会提出重要看法。中心课题研究贯彻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报告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心的报告一直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力量,直到现在都是,而且中心允许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李泊溪对记者说,我们曾做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三个方案,如何翻两番才能国强民富,观点是不要追求发展的高速度,太高的速度可能会带来质量和效益问题,那时我们认为,达到翻两番要求,不追求超过太多,要追求质量效率。智库研究要注意速度和效益的协调,这个是中心一贯坚持的。当时国家提出翻两番的时候,开始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们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工农业总产值可以重复计算,应该是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有关部门测算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可能翻不了两番,所以不同意改,后来六五(1981年至1985年)下来以后,速度超额了,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因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可能影响效益。后来,中央文件加了一句话,“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再如价格改革当时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能源等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不变,放开加工品的价格。还有一种方案把能源原材料价格合理化,把它提上去,对加工产品的价格适当控制。我们是主张后一个方案的,两种方案都报给了国务院,征求多方意见和讨论,结果实行的是第一方案。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李泊溪对此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触动很大。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才能发展,要参与经济的自由化,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是对全世界开放,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这样有利于促进我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提高现代化水平,我们的发展、创新才能走向世界级的水平。

      追求“四性”永远在路上,把中国放在全球中进行研究 

  作为国家智库,中心一直强调“四性”,即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综合性,有时候还提前瞻性(包括在长期性之中),这是国务院对中心的基本要求。在“四性”精神的指引下,中心的课题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影响,后来和很多国际机构建立了联系。

  作为智库近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李泊溪告诉记者,国务院成立中心的第一个文件里就强调“四性”,以后国务院每个阶段对中心进行结构调整也提到“四性”,所以,追求“四性”研究永远在路上,无止境,因为“四性”是不断发展的,这是对国家智库的战略定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但“四性”的要求是根本。

  智库的研究一直紧跟国家的战略决策,“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发展以后提出“急国家将要急,想国家将要想”。李泊溪的观点是,智库还应该“想国家应该想,急国家应该急”,根据“四性”精神,要放眼世界,静下心来深入地研究,既关注国内又关注国外的动向,跟上国际前进的脚步,把中国放在全球中进行研究,才能为国家提供有份量的决策参考依据。

  “我们从1983年提出进行长期研究,从我的理解看,是智库如何提出一个国家、一个党谋求长期主动的需要。智库要围绕这方面作出贡献,提出策划,要清楚短期、中期、长期的关系。长期主动要从短期主动开始,否则长期主动就是一段空话。如果现在的主动为未来的主动设置障碍,那长期的主动也不会持久。”李泊溪说。

  《2000年的中国》课题是中心的代表性研究课题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成立了领导小组,整个领导小组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经委领导朱镕基是领导小组成员,中心马洪、孙尚清、张磐、王慧炯是领导小组成员。为推进研究工作进行,由中心和科技情报所抽调人员成立工作组。在工作组中,中心参加的人员为:组长李泊溪、副组长李金昌,成员有李善同、庞邦选、周林、苗复春、程秀生、鲁志强等同志。在研究中工作组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自此,中心开始做《2000年的中国》研究,这个大型研究设计当时是中心最大的研究工程,中心组织了184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开展工作,共有500多名专家参加了课题研究。

  “当年,组织课题研究时的费用很少,社会科学基金支持15万元。为建立模型,我们要去国家计算机中心上机,需要费用,由于计算工作量大,费用高,我们还欠了款。后来报告给国家时任计委主任宋平要求支持,他批示把所欠上机费免了,并给了部分研究资金出版报告。”李泊溪说,《2000年的中国》课题工作量非常大,有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报告等多个报告形成系列。研究中有定量分析支持,有规划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控制论模型等,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都做了系统设计。那时候,工作小组为了设计各主要报告和模型间的关系要做一张很大的表,在桌子上放不下,都趴在地上做表,此事是由李善同、庞邦选完成。模型之间还要互相协调、互相验证,最后出的系统成果报告就像大厚砖似的。

  当记者问到《2000年的中国》课题前后共花了多长时间时,李泊溪回答,“只用了3年时间。国务院决定把百万字的研究报告以国务院参阅文件的形式发给各省区市、各部委,报告附在文件后面,我记得这是第一次,而且是至今唯一的一次。马洪要求写出25个白头文件上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发给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每个重大问题都在1500字到2000字,课题研究的精华上报给国务院。国务院领导看到精炼报告以后,要求发给政治局所有的人都看,还组织专门讨论。”

  中国那时正在推进改革开放,国外想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世界银行也研究了中国。“《2000年的中国》报告比世界银行的报告更全面,比如有人口分析,世界银行的专家看了很惊讶,中国还有这么多高水平的专家。《2000年的中国》报告内容在‘七五’计划中有所体现。”李泊溪说。

  后来,马洪让李泊溪负责组织力量专门写了针对“七五”(1986年至1990年)计划的政策体系建议。她组织参加中心研究工作的年轻人员集中研究这个项目,后来这些当时参加研究的青年人员多数成为部级领导。当时“七五”计划一公布出来,国外媒体报道,“中国七五计划体现出有长期研究的基础,有系统谋划的支持”。国际上也召开很多长期预测的会议,邀请中心的专家前去参加,介绍《2000年的中国》的课题思路,1987年《2000年的中国》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当时出国介绍《2000年的中国》最多的是王慧炯,他的英文好、水平高。这个课题在中国各地方政府和各部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心后来和世界银行合作,进行《2030年的中国》《2050年的中国》课题研究。”李泊溪说。

  中心在对十八个省市的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的前提下,1987年对我国产业政策进行了综合研究。国务院领导看完报告后说,“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现阶段,要以改革促使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的落实,这样就把经济发展战略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了,也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符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

  当时,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由中心吴明瑜副主任领导,具体李泊溪负责,刘鹤(负责起草总报告)、周林、林栋梁等同志共同完成。在《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中提到,建议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牵头组织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以尽快推动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分阶段建立中国的产业政策体系。

  “现在可行性研究普遍存在,是王慧炯和我首先把可行性研究引入了中国。郭励宏参加做项目可行性研究建设的一些参数的研究工作。后来建设项目参数研究工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李泊溪介绍,中心的宏观模型研究、模型和计算机应用还获得全国计算机应用一等奖,出了一本书《国家宏观模型的应用》。《2000年的中国》定量分析获得全国计算机应用一等奖,负责此项工作的中心有李泊溪、李善同、庞邦选。

  “智库要长期发挥作用,就得拼搏、创新、奋斗,担当一些风险。”她感慨地说,在改革初期,能推行可行性评价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关机构的研究人员曾提出可行性研究是西方费用效益分析的一套,不符合社会主义,并将此事报中央对中心提出批评,但上级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对此项工作坚持了下来。

  从几十年的工作体会中,李泊溪认为,智库研究人员要能在课题研究中撰写上报国务院的精炼报告。中心成立初期,国务院交办一个工作,是关于《石油经济和我们的对策》研究。当时石油价格有剧烈的波动,石油在中国出口里占四分之一,石油价格波动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中心组织了20多个一流专家,这些专家目前大多数都是院士。当时专家们形成一个近10万字的报告,马洪同志交给一个任务,要精简成3000字的报告发给国务院领导。“我一夜没睡,写了一通宵。”李泊溪说,马洪嘱咐把精炼后的报告发给20多个专家,向他们征求意见,我忐忑不安,把这些人请来,每个专家都发言了,认为精炼的报告包括他们的主要思想。石油部的蓝田方说了一句话,“你写的报告,来源于分报告,高于分报告”,这是对我一辈子不懈的要求,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没有达到。这也是对智库一流研究人员的根本要求,至少得有一部分人做到。此后将这份报告并连同详细报告上报国务院。

  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很多研究人员都把研究当成了终身事业。“你选择了智库就是选择奉献,不追求名利,要一辈子为智库发展、为国家的决策奋斗终身。中心是实现理想、梦想,实现人生抱负的地方,中心也要给研究人员创造好的条件和待遇,这样才会让智库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去争当一流智库。人才是根本,得人才者得天下。”李泊溪说。

      自贸区涉及经济自由化和改革开放深度发展 

  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心就接到了国务院关于研究自贸区的命题。中国选择建立自贸区是改革开放走入新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提升的体现。

  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进一步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李泊溪等研究人员对自贸区有长达近30年的研究,“自由贸易区有沿海自贸区、沿边自贸区、内陆自贸区,中心这个智库在自贸区的一系列研究中持续不懈努力。”

  李泊溪告诉记者,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提出在深圳设立特区,当时有人反对,认为在深圳设特区这个做法不是社会主义,但小平同志坚持改革开放,认为计划经济如同一个堡垒,一定要有个特区突围,在那个地区经济自由和开放,一切都走在前头。到了1986年后,各省都先后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在当地也能有特区。当时国务院领导和马洪讲,“研究一下世界上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小区气候,这个地方气候好,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1987年,中心接到国务院关于研究自贸区的命题。马洪把这项研究工作交给了李泊溪负责,她通过研究发现,小区气候就是自贸区。1988年中心提出中国应建设自由贸易区,跟国际接轨,提到东部有上海,北方有天津,南方有广东、福建。但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自由不能提,向国务院上报的时候,马洪就建议把自贸区改成保税区。“我当时在保税区里把英文的自由贸易区加了上去,得到了马洪的同意,就这样上报了。后来长时间自由贸易区被搁置了,而改为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园区。直到2013年随着改革开放部署的进一步推进,成立了上海自贸区。只有经济自由化能突破,经济全球化才能实现。上海自贸区等地的自贸区研究是各地委托中国生产力学会做的,李泊溪是中国生产力学会的副会长,学会把对上海、重庆、云南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交由李泊溪团队负责。此前,中心曾承担对舟山、天津自贸区的研究。

  “中国选择建立自贸区并进行布局,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是经济全球化程度提升的一个体现,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甚至未来引领全球化一个重要的基础。”李泊溪对记者说。

 

 

   作者: 记者 刘慧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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